אֱמוּנָה

城市，特别是彼得堡城，用资本主义的风雪包围着他。这一阵风雪也摧毁了农村，可是旋风的中心在大城市。

当时每一个小市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谋取功名显达的搏斗。抓权和政富的机会诱惑着他们，大街闹市和富家生活方式的豪华气派吸引着他们。千娇百媚的女人似乎也容易亲近，但是你得付出昂贵的代价。小市民向往甘美的人生之杯，可是他们的希望差不多从来没有实现过。他们多半成了弃物和失败者，注定要过灰色的、暗淡的生活，甚至弄得一贫如洗。对于强烈地渴望享受的人，贫穷格外难于忍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这样一个环境中，最初过着清苦的日子，后来简直被抛到了彼得堡街头，他对荣誉和显赫怀着抑制不住的渴望，拥有磅蹲的、挥洒自如的才力，他能够承受无穷的痛苦，也能够对别人寄以无限的同情。我们还要回过来谈谈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中的某些生理学的特征。不过我们现在就要指出，痊孪得发抖的小市民，特别是小市民知识分子，是把这个爱慕虚荣的病态人物当作自己的伟大表现者的。

……

至少在理论上，空想社会主义是很接近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方法的。实践的时候，这些人还太弱小：他们在过早的革命尝试中灭亡了。但是他们却因此在道德上拯救了自己，成为后来人类谋取合理的幸福的道路上一群光辉的先驱。

陀思妥耶夫斯基受过这种脱离小市民地狱的办法的极大影响。他曾跃进到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水平，他有过盼望革命斗争的个别的微弱表现，这些都给他整个一生打上了烙印。连专制政府给予他的严重打击、连苦役的纪律，也没有把他心中的革命的春天的声音渔灭掉。可是苦役毁坏了他的生活途径，使他不得不在小市民的第三条道路上为自己寻求解脱。

这第三条道路就是宗教。

但是庸俗的小市民并不进修道院：他们把祭坛设在虚伪的人生和喧嚣的市场的深处，通过祈祷、礼拜、香烛、忏悔和圣餐去接近另二个世界、他们认为到处是宁静和光明的美好世界。

马克思说过，只有当人类实际战胜了社会制度所产生的苦难的时候，不幸的人才会不再向往那样的地方。

陀思妥耶夫斯基苦恼而又热情地版依了宗教世界观。

在我们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内心世界的基本和音，正是这两者之间的搏斗。一方面是用虚幻的宗教的办法解决恶的问题，虽然他自己并没有信心，另一方面是通过革命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他那样恶毒地、但也是徒劳地反对革命。我们打算比较详细地谈一谈这个基本和音。

*

如果把正教教义的形式同精密坚实的天主教理论、同新教的纯理性主义批判的尖锐精神比较一下，那末它是粗糙的，虽然如此，正教却对俄国统治阶级起过某种积极作用，因为它不仅是从思想上欺骗文化落后的群众的一个基本方式，而且为那些希望同现实和解、具有高度文化的人的绝妙的机会主义开了一道独特的方便之门。确实，不管怎么说，基督教毕竟谈到了博爱、平等和亲睦。尽管这一切被人抽象地了解为超现实的、甚至多多少少是来世的现象，还是在人间各种关系中投进了一片真理与人道之光。

统治阶级最高兴的是，正教其实并不要求什么实际改革，也完全不指望在现实里面得到任何真正的反映，只有布施和捐助修道院等等琐事算是例外。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和应该照旧信正敦的沙皇，信正教的宪兵，信正教的地主和厂主，信正教的工人和农民。有些人极尽剥削的能事，另一些人却处于最可怕的被剥削的地位，然而大家全是“信奉基督的兄弟”，全象正教教会所希望的那样和睦相处着，一致相信上帝的真理，这真理既表现在现世的苦难中，也表现在来世的惩罚中。

这套幼稚而又阴险的论调，是要找出一个天上的真理来替人间的一切虚伪辩护，甚至确实把它冲淡了一点（多半在口头上，不过有时候也做些“好事”冲淡它），这种论调可以成为某些人同现实和解的一个方式，他们神智清醒，能够进行尖锐的批判，他们一看到社会的邪恶，心里就会战栗起来，但是后来他们却需要麻痹或抑制自己的反抗精神，以免跟统治势力发生无望的冲突。

如果我们把俄国文学界在这样利用宗教一事上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做例子，并且挑出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为代表，便可以得出这么一个顺序：

果戈理的情况很单纯。请想一想他在与友人书信中一段著名的话：他劝地主给农民念福音书，使农民在深刻体会主上帝的箴言的意思以后，能够拼命为地主效劳，懂得这样的效劳才是他们生活的目的。

我并不以为果戈理没有某种破绽、某种内心的疑惑，这疑惑也许隐藏得很巧妙，也许只是偶尔在果戈理的意识中抓出一道伤痕，一一那就是：这一切真是这样的吗?“上帝的箴言”不会只是对地主方便的臆造之词吗?

据我所知，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直接材料。要是有人愿意把果戈理的信仰当作完整坚实的东西，那也听便。然而完整坚实的信仰毕竟也是社会上从内心去适应外在环境的结果，果戈理的为人们的笑声所激励着的批判天才，既然可能使他同专制政体和地主制度很快发生极猛烈的冲突，他就更是急需找出这么一种散发着可爱的圣油和神香气味的妙法，来同现实和解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问题的看法比较复杂，他总是嘲笑果戈理的预言家的使命，也嘲笑过《书信》中的这一段，他借着《斯捷潘契科沃村》中的福玛·奥应斯金的嘴，几乎把它全部复述了一遍。*福玛·奥皮斯金的这段说教：“您别以为休息和淫荡就是地主阶层的使命。这是最有害的想法！不是休息，而是操心，为上帝、沙皇和祖国操心！地主必须劳动，劳动，象他的最穷苦的农民一样劳动！” 奥皮斯金又号召农民“卑躬屈节、百依百顺地”执行地主的意旨。均见小说《斯捷潘契科沃村及其居民》中《放逐》一章）

站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的另一极端的是托尔斯泰，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一个似乎完全相反的东西。托尔斯泰断然排除正教本身，成了教会的直接的敌人。他不但清清楚楚地懂得教会起着巩固奴隶制的工具作用，而且正因为如此才恨透了它。

不过我们必须记住，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宗教去适应外界，其基本任务也仍然是社绝或者至少大大削弱“良心”与“邪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托尔斯泰保留宗教到何等程度，正是要看他为“不用暴力抗恶”论辩护时的需要而定。这种实际上是回避尖锐的抗恶斗争方式的宣传，它的逻辑基础决不可能是彻底的纯理性主义世界观。……

在某种程度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采取了中间立场。他这个正教徒决不象果戈理那么单纯。在这里，谁也不会想到要否认他经历过怀疑和痛苦的内心斗争的风暴。

陀思妥耶夫斯基难得注重正教的表面形式。他觉得重要的不是这个：他觉得重要的是对教会作深入的“内在的”理解，甚至使自己能够把教会同国家稍稍对立起来。确实，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教会的存在不仅为了替国家辩护，祭坛不仅是为了装饰王宫、监狱、工厂等等并且使之神圣化，它们还代表着一种在许多方面同其余一切生活方式相对立的力量。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深深懂得：正教院的人和全体僧侣都是专制政府的官员，这些祭司把部长和县警察局长们的活动神圣化了。可是他又以为，至少这批僧界官员中的优秀分子和僧侣的“精神”本身，就某一点来说是"革命"的。

“一定会那样，一定会那样，”《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受到天启的修道士们说。“一定会”怎么样呢？一定会这样：教会以它的博爱和亲睦精神，总有一天要战胜国家和植基于私有制的社会，教会总有一天要建成一个特别的、几乎是非人间所能有的、以内心的一致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力想用内心的一致代替那曾经向他放出光彩、后来却被他摒弃了的、他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朋友启示给他的社会主义理想。

可是比起托尔斯泰的教派革命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教会革命是在更“温和”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一个百年大计，是属于遥远的未来、甚至属于来世的事情。也许，无论在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照作者的思想本身说，和谐一致只是一个标准的理想，或者只有在永恒中、在无限中、在玄学意义上才能实现的东西。

可见上帝、正教、作为教会中一个民主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纯伦理因素的基督，一一这一切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其需要的，因为有了这一切，他才能够不致完全割断他同社会主义真理的内在联系，同时又能对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加以百般咒骂。……

一个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富于悲剧性的人，也许会完全满足于这种奥妙的自宽自慰的想法。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是深刻的天才艺术家，他的伟大的良心和他对生活的敏感叫他苦恼。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三向他的敌人挑战，不仅向小市民，也不仅向各种恶习挑战，而且首先和主要是向这个可诅咒的、自以为是的唯物主义挑战。他在他的内心杀害了唯物主义，埋葬了它，他把大块大块的石头堆在它的坟墓上。然而这些石头下面并不是一具死尸。那里有一个人经常在活动，有一颗心在扑通扑通地跳跃，不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宁。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感到，不但他身外的社会主义，不但正在展开的俄国革命运动——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理论——和西方无产阶级等等不让他安宁；首先使他不安的还是活在他自己心中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他无论如何不能把它从地下室放出来，他必须唾弃它，践踏它，辱没它，扔它一身污泥，叫它在他自己心目中变得又卑微又可笑。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做了，而且不止一两次。就这一点说，他在他的《群魔》中简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可是怎么样呢？过了不久，反驳的烟雾和诽谤的污泥都消失了，颠扑不破的真理又象一轮威力强大的太阳似的，开始放出光芒来。

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后来的生活、服完苦役之后的生活中，从未感到他对这个神奇的幻影有过真正的信心。而只要对它感到疑惑，他就不得安宁。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所固有的处于紧张状态的思想、感情和形象，建立了一座摩天祭坛。那里无所不有：绝妙的诡辩、狂热的信仰、“圣痴”的疯癫、精密的分析、用有宗教思想的人物的远见来取得读者好感（这在诗人是很容易做到的）的手法，等等。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再三用怀疑的眼光去看他这座错综复杂的建筑物，他知道它并不坚固，只要他埋在自己心中的那个披枷带锁的巨人从地面下来一次猛烈的冲击，这一堆堆的玩具准会倒塌。

……如果说作为一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自己的主人，那末作为一个人，他是不是自己的主人呢？

不，作为一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自己的主人，他的人格已经解体、分裂，一一对于他愿意相信的思想和感情，他没有真正的信心；他愿意推翻的东西，却是经常地、一再地激动他而且看来很像真理的东西;一一因此，就他的主观方面说，他倒很适于做他那时代的骚乱状态的反映者、痛苦的但是符合需要的反映者。

我们认为，在这里引用一下一八八七年阿·塞·苏沃林所写的一页日记，是有好处的。整页日记，特别是它的结尾，很值得注意，一一结尾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构思中的关于阿远沙·卡拉马佐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这节引文用不着注解，它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革命之间的内在的隐秘关系所说的原则，他常常暗自憎恨这种关系，极力想断绝它：

“姆洛杰茨基谋刺洛利斯-美里科夫（民意党人伊·奥·姆洛杰茨基<1855-1880>于一八八零年二月二十日向反动政客米·培·洛利斯-美里科夫伯爵<1825-1888>行剌未中，同年二月二十二日被处死刑）那一天，我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家。

“他的寓所很简陋。我碰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客厅里一张小圆桌旁边装烟。看他的脸孔，象是刚从浴室里洗了蒸汽浴出来似的。脸上似乎还有汗迹。我大概没有掩盖住我的惊异，因为他瞥了我一眼，打个招呼，就说：

“‘我刚发过病。我很高兴，非常高兴。’

“然后他又继续装烟。

“行刺的事无论是他或我都还不知道。可是谈话很快便转到一般政治罪行、特别是冬宫爆炸案上面去了。讨论这个事件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详细谈到了社会对这些罪行的奇怪态度扩社会似乎同情这些罪行，或者说得更真确一点，社会不大懂得该怎样对待它们。

“‘您想象一下吧，’他说， 我跟您一道站在达察罗商店的橱窗前看画。我们身旁站着一个人，假装也在看画。他正在等待什么，老是东张西望。忽然另一个人匆匆忙忙走到他身边说：“冬宫马上要炸毁了。我已经安好定时炸弹。”我们昕见了这些话。您可以想象我们昕见了这些话，这两个人太兴奋，说话的时候没顾到环境。您我该怎么办呢？我们该到冬宫去报个信，叫他们提防爆炸，或者上警察局找警士，要他逮捕这两个人吗？您去吗？’

“‘不，不去……’

“‘我也不去。为什么？因为这太可怕了。这是犯罪。但是我们也许会去报信。您来以前，我就是一边装烟，一边想这个。……难道这是正常的吗？我们国内什么都不正常，所以才会发生这一切，不但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即使在最平常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把这一点写出来。我可以说出许多对社会和政府有好处和坏处的事，但是我不能说。在我们国内不能说最重要的事情。’

“他就这个题目谈了很久，谈得很起劲。他又说，他要写一部以阿辽沙·卡拉马佐夫为主角的长篇小说。他想通过修道院使他变成革命家。他会犯下政治罪行，被处死刑。他探求真理，在这探求中自然而然成了革命家……”

*

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化现实为欢乐。他往往把他的笔浸在污泥潭里，甚至从这污泥中得到快乐。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以为污泥是好的。不。人生的污泥使他痛苦。他常常反复地想：受苦具有赎罪的意义。他认为人人都应该受苦，因为人人都要对每一个孽障、每一项罪行负责。犯罪是普遍的现象，刑罚应该加于所有的人。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而它是同他的艺术风格密不可分的。

*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小市民小说家，他的这些情绪表现了广大小市民知识分子和有知识的小市民的慌乱心理，他是他们的一个非常有力而又为他们所非常需要的组织家，导源于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对于一直到列昂尼德·安德烈夫时代为止的相当广大的小市民阶层来说，甚至对于活到我们这个革命时期的有知识的小市民残余来说，都是最主要的自救之道之一。

*

我们来谈谈几个结论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进攻着的资本主义的火力下、在最惶惶不安的争取自决权时期的小市民的表现者，比起诸如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的正面典型来，他是一个染上了许多纯粹的小市民特色的人物，因此他特别难以越出小市民的界限，在社会主义——虽然是空想社会主义 ——理想中找到一个即使只对当时来说是最正确的解决矛盾的方法。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方面'表现了很殷切的向往。专制政府给予他的打击使他陷于那样的境地，他不得不颇为真诚地进行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用迁就阴暗的现实的办法，以挽救自己和自己的才能。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没有把他身上所存在的各种倾向之间的矛盾调和好。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他的同时代人会对他感到茫然，为什么他那些高贵的保护人不能完全信任他，而经常担心他做出不愉快的意外的事情来，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那时代的急进派乃至革命派会对他有亲切之感。

*

……这样大动手术之后，革命家果然变成了魔鬼：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把资产阶级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混在一起，一律加以沉痛的指责，以证明他所走的第三条道路的正确，他原是这条道路的最大的体现者。

第三条道路到底是什么呢？

这真是一条没落的小市民的道路。千千万万沉入底层的受难者失去了一切斗争手段，完全不敢希望自己的境况有什么改善；他们的结局只有自杀，或者继续过昏天黑地的、也许是成天酗酒胡闹的生活，或者通过宗教跟世界妥协，相信有一个美好的来世，使他们在人间所受的不公平的待遇得到补偿。

正是在这样的阶极中间，才会盛行逆来顺受的说教。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企图建立一个类似的世界观，他所依据的是宣布俄国正在为了替世人赎罪而承受特别的苦难这一爱国主义自豪心，是当初也产生在类似的社会环境中的基督教，是像“人皆有罪”、“爱是对付万恶的唯一良策”、“忏悔才能赎罪”等等的原则。从这个观点看，人们大可以中止反专制制度的斗争，承认专制制度是神的合法体现者，宣布正在消亡的旧事物是宝物，同时却把资本主义、尤其是把革命和社会主义当作魔鬼的诱惑，对它们宣布无情的斗争。

所有这些，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做过；可是在心底里，他根本不相信他的基督教顺从的理论和精神会获得胜利，相反地，革命家仍旧隐藏在他的心中，虽然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赶进了地窑，却从那儿用抗议来摇撼他的神殿的墙壁。因此，拥护“恶魔”的伊万·卡拉马佐夫、斯塔夫罗金、拉斯柯尔尼科夫，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给他们破相，怎样费尽心机诽谤他们，结果还是那么有意思，那么耐人寻味，说起话来也总是理应气壮。（例如伊万·卡拉马佐夫同他兄弟阿列克塞的对话，以及著名的宗教大法官的传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极力消除他自己的疑惑、他自己对周围整个环境和全世界的反抗精神，但是他写信始朋友们说，他没有征服他招来的这些敌人。不仅如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同苏沃林的一次谈话中，他承认，他想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最后一部，他说他这小说绝没有完成：在这最后一部中，阿辽沙自然而然要变成革命家。

小市民道德的基本问题——走顺从的道路还是利己主义的道路，还是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足足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苦恼了一生。对于一个兼有三种倾向的阶级的代表来说，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非凡的技巧，描写了这个阶级的人们由于旧基础崩溃、前途茫茫和目前处境艰苦而产生的那种无法忍受的极度紧张的心情。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个别人物的心理，写出了他当时的全部社会变动，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在寻找某个真理、某种解脱。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以为找到了这样的真理，并且在他的主角身上显示了这个真理，因为他宣传了实质上是颂扬反动派的人才会颂扬的谦卑精神。其实他只是用无比的手腕描写了社会祸害的本身，而作为医治这种祸害的医生看，他却是一个疑虑重重、内心分裂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整个的人和全部创作教训了我们：只有革命和社会主义，才能从当时的混乱状态中打开一条出路。固然，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忠实于他年轻时走上的道路，专制政府多半会彻底毁灭他，好像对付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主要是自卫的本能，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脱离了小市民中的农民先锋队和（这是间接的）未来无产者的先锋队的阵营，而投奔到在信仰上接近黑帮派的没落小市民的阵营中去。

不过政府一直在用怀疑态度看待陀思妥耶夫斯基，它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和世界观的错综复杂性。直到我们今天，社会也同样了解：在这遁世的使徒和正教与国家仅力的宣扬者的阴郁外貌下，隐藏着一个受难者和被环境所窒息的反抗者，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充满着沸腾似的革命因素，虽然这些因素为作者所仇视，还是冒到外面来了。